夏斌谈深圳的挑战：仍需进一步减少对市场不必要的干预

2020-10-19

新闻来源: 全联并购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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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斌

特区40年，深圳从一个“小渔村”成长为国际化的大都市。造就深圳奇迹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站在新的起点上，深圳如何避免成为一个平庸的城市？深圳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新京报就这些问题对话全联并购公会荣誉会长、国务院参事、深交所首任总经理夏斌。

在夏斌看来，造就深圳奇迹的是深圳敢为天下先，大胆闯、大胆试的精神，“敢为”就是挖掘市场魅力，充分发挥市场作用。而在当时，敢为天下先的市场化能取得发展奇迹，离不开“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的结合。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样板城市，深圳一直被赋予诸多期待，深圳如何避免成为一个平庸的城市？对此，夏斌认为，深圳要保持“不平庸”，不仅仅是深圳的事情，更是顶层设计意义上的事。另一方面，在全国改革进入深水区，深圳如何率先突破，并非无可作为。

站在改革新的路口，在夏斌看来，深圳面临两类挑战：一类是全国各地共有的挑战，其核心挑战依旧是政府与市场边界未理顺、市场机制不充分的挑战；另一类是深圳自身面临的特殊挑战。深圳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夏斌认为，一是有赖于“顶层设计”，二是寻求不断的、零星的、局部的改革与创新试点，形成路径依赖，形成市场规模。

“敢为天下先，就是敢于充分发挥市场作用”

新京报：上世纪80年代，国家设立了深圳、珠海、厦门、汕头、海南五个经济特区。如今来看，深圳经济特区的发展最受瞩目，造就深圳奇迹的最重要原因是什么？

夏斌：造就深圳奇迹最重要的原因是深圳敢为天下先，大胆闯、大胆试的精神。“敢为”什么？敢奋斗不已，挖掘市场魅力，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在当时，深圳敢为天下先，能在全国又遥遥领先其他四个特区，创造这么多全国第一。以金融领域为例，在深圳成立了全国第一家证券公司、第一家交易所、第一家外汇交易中心、第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第一家财务公司等等。其他四个特区为什么没占一个？为什么？我认为这离不开“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的结合。

从“天时”来看，当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整个中国处于求改革、求创新的解放思想氛围之中。全国上下一心讲改革讲创新，特别是小平南巡讲话给深圳带来了春天，带来了更大的希望。这是不容忽视的大环境。

“地利”指的是，当时的中国经济仍然被计划经济体制所笼罩——无论是生产、流通领域，还是金融财政、投资领域，都实行严格的计划指令经济，全国正处于需要改革的“一片未开垦荒地”，“一片处女地”。任何一领域的制度突破，都可成为全国的先锋。

重要的是“人和”，当时深圳从上到下，聚集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从领导层看，中央派出了很多得力干部，这些干部思想解放，敢干能干，工作经验丰富。比如，当时的市委书记李灏，在南下深圳前是国务院副秘书长。香港招商局董事局主席袁庚，既有丰富的市场实践经验，又有开阔的世界视野。中央政府各部委分别在政策、资源上又恰恰给出了不少支持。除了领导层，当时在市场经济改革的号令之下，一大批大学教授、机关干部、刚毕业的大学生、复原军人等来自祖国大地东南西北的人才，纷纷南下深圳，创业“淘金”。我1993年、1994年在深交所工作时，深圳有人和我介绍，深圳人口平均年龄才26岁，全国三分之一的经济类博士生都在深圳。当时包括任正非、王石等一大批科技、经济、管理等各行各业的人才，纷纷聚集深圳，一代继一代，造就了深圳今天的奇迹。

因此，造就深圳奇迹，天时、地利、人和三大因素缺一不可。当时其他四个特区如果说“天时、地利”与深圳一样，“人和”方面的确是不可比的。

“我不认为深圳变平庸了，深圳如何继续率先突破并非无可作为”

新京报：2002年左右的时候，有网友写了一篇《深圳，你被谁抛弃》的文章引发关注。近年也有讨论，深圳如何避免成为一个平庸的城市？对此，你怎么看？

夏斌：首先，我不认为深圳在2002年成了一个平庸的城市。在1978年的时候，深圳还是一个在中国地图上根本找不到“深圳市”三个字的小渔村，短短二十年后就成长为包括香港在内的全国第五大城市，把长期人们认为大城市的天津、沈阳、武汉、重庆等抛在了后面。深圳的人口从原来2万人不到增加到一两千万人。在市场制度建设上，深圳已创造了几十个全国第一，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怎么能说深圳变得平庸了呢？

第二，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深圳“平庸”这一话题。在改革开放大潮未在全国铺开之前或铺开之初，深圳敢为天下先的形象容易被凸显。当各项改革在全国铺开之后，深圳有些做法在全国被复制、被推广了，这样深圳的相对优势不再突出了，这平庸是好事还是坏事？这说明全国改革已不再局限于深圳这一特区之内了，也说明特区的伟大作用实现了。如果深圳永远不平庸，反而说明中国其他地方的改革发展太慢了，反倒不是件好事。

第三，当前深圳如何防范成为一个平庸的城市？这倒是对深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当中国国家实力得以大幅提高，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后，市场经济程度与全球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全国的统一市场基本形成，改革又进入到深水区，面临着很多的难处。从这一点讲，一方面，讲难点，往往已不是局限于深圳，而是全国性的，涉及顶层设计的。就此对于深圳来说，要保持“不平庸”，确实不是件简单的事，不仅仅是深圳的事，是顶层设计意义上的事。另一方面，在全国改革进入深水区，深圳如何继续率先突破，能否继续发扬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并非无可作为。但是和以前一样，靠中央给予试点政策来突破“平庸”是不容易的。

“深圳在金融领域改革面临的挑战是一个全国性的挑战”

新京报：具体来看，深圳面临哪些挑战？

夏斌：当前深圳要加快发展，面临两类挑战：一类是全国各地共同面临的挑战，一类是深圳特有的挑战。

当前可以说深圳已经是中国最市场化的地区之一，一些朋友曾告诉我，在深圳，企业要合法经营，依法纳税，不必去认识主管副市长、主管局长、处长，这一点在其他地方恐怕做不到。可喜的是，这次中央国务院给深圳先行示范区又提出松绑措施98条。但我们也要看到，改革开放40余年，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重要轨迹是，计划管制不断往后退、市场机制不断向前走。历经40余年，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着不协调、不平衡的各种矛盾和问题，而究其核心，仍然是政府与市场边界未理顺、市场机制不充分的挑战。对如何进一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一问题，不仅是全国未来发展面临的挑战，也是深圳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深圳要进一步发展，仍需进一步减少对市场主体行为不必要的干预。

深圳在金融领域改革面临的挑战也是一个全国性的挑战。这两年有关部门出台了很多政策支持深圳金融改革创新试点，这对深圳是一个鼓励和支持。但同时我们要看到，目前这些金融创新试点有的只能是局部意义上的，只是技术性的改革创新，而真正全局意义上的金融改革必然是全国一盘棋的改革。因此，深圳金融改革面临的挑战也是中国金融改革面临的挑战。例如，与真正国际金融市场相标配的改革是资本项目开放领域的改革，而这项改革绝不是深圳或者上海等某个城市可以单独全方位推进的，这是一个全局性的重大改革问题。可以局部试，有限制的方式，因此可能在局部成功，但绝不意味全国意义上的成功。即使当初深沪股票市场的试点成功了，形成了全国统一的股票市场，但只是主要限于境内的市场，仍不是彻底打通境内外资金流通的国际股票市场。当然，这几年在打通境内外市场方面迈出了不小的步伐。

除了全国一般性的共同挑战外，深圳自身还面临特殊性挑战。以金融领域为例来看，国家最早在深圳进行金融领域的各项试点，深圳的金融领域在全国创下了多个“第一”。深圳还有着除上海之外与其他城市不一般的优势，就是毗邻香港、澳门，港澳深之间资金往来频繁。但目前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国家提出在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之后，有关部门有意识地把金融发展资源往上海聚集，使得上海在全国金融领域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如全国同业拆借市场、黄金交易所、全国银联、金融期货交易、主板交易归上海等等。随着上海金融中心不断壮大发展，出现了“孔雀往北飞”的现象，我认识的很多金融领域优秀人才大批往上海走。也就是说，在金融领域，当下深圳面临的特殊挑战是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

那么，深圳如何应对这些挑战？一是有赖于全国经济发展布局中的“顶层设计”，二是深圳应与40年前一样，发扬敢为天下先的能动性，与相关部门沟通，寻求不断的、零星的、局部的改革与创新试点，形成路径依赖，形成市场规模，以寻求在全国统一市场中最终的应有定位。金融领域如此，其他生产、物流、空间布局、交通科技创新和文旅等领域，同样也应如此。

新京报首席记者侯润芳编辑陈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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