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巍:川渝经济史与西部金融 | 首期线上博物馆金融大讲堂回顾
直播活动概要
2020年,疫情给中国的方方面面带来了很大影响,但同时也孕育着创新的契机。2020年4月22日,天府四川金融博物馆面向公众开放九大主题“云展厅”,通过互联网技术的便捷平台,让更多人轻松了解大西南金融展品及金融文化。

2020年5月18日,恰逢国际博物馆日,天府四川金融博物馆在正式开馆一周年之际,举办首期线上博物馆金融大讲堂。由中国并购公会创始会长、中国金融博物馆理事长王巍主讲,邀请中国并购公会四川工作委员会(分会)会长、中国建设银行四川省分行行长杨丰来,华西金智投资公司董事长黄明担任点评嘉宾,以“川渝金融”为出发点,与嘉宾、网友一同探讨西部金融的发展。
直播内容精彩回顾
【讲座与对话历时120分钟,这只是部分摘要,未经作者审阅。】

01 川渝经济大历史
➤ 想要预知事物的未来,必定要了解它的过去。
王巍:
大家好,这次直播的目的是想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四川、我们的西部,特别从金融博物馆立场来看,什么是西部的金融,哪里是我们今天的出发的起点。
首先,四川是一个不同于黄河流域文化圈的文化形态,很长一段时间里四川都是一个隔绝的文化圈、隔绝的经济圈,而这种隔绝几千年来成了一个基因,它兼容并包,海纳百川,不光吸纳了周边的吐蕃、南诏文化,还因为重庆开埠接纳了很多西方文化,和中原是完全不一样的文化形态。
经历秦汉时代,巴蜀完全融入了中华文明,因为都江堰带来的农业灌溉优势以及以采盐业、冶金业为代表的发达手工业,加上相对封闭的盆地地形,让巴蜀之地成为中国人心目中的天府之国。
正是因为这种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四川历史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割据。比如最深入人心的刘备蜀汉政权,还有后来的五代十国的李雄,元末的明玉珍,明末的张献忠等等,这些人都是外来势力,他们入主巴蜀也带来了其他地区的文化特征。
两千年来中国的农业经济没有太大的变化,中国人的生活也是没有太大的变化。直到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西方势力第一次实际到重庆开埠,帝国主义势力来到了长江上游。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又签了《马关条约》,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条约,除了割让中国赔款之外,它提出不仅要通商,而且要通产。即除了商业贸易以外,日本人还要在中国设工厂,过去是没有的,外资到中国来就是做贸易,办一个买办行,没有投资产业。但是从《马关条约》之后,日本人对中国非常了解,提出要在中国设厂,建立企业。在日本人的倒逼之下,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三个人——丁宝桢、锡良、盛宣怀,这三个人把洋务运动引入到四川,在四川开办工厂、学堂、筹建铁路,这是川渝地区第一次真正地摆脱农业社会,开始走向变革和近现代世界。

02 川渝经济朋友圈
➤ 川渝经济的良好发展前景,需要更广阔的“朋友圈”
王巍:
我们谈一个大历史之后,我们看一下川渝经济的朋友圈。你要看天府之国四川和重庆这一块的朋友圈是什么,视野不能仅限于我们的国土。比如现在有很多学者就认为三星堆具有浓重的西亚文明色彩。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通过张骞得到的情报,就已经意识到了“蜀身毒道”(川渝直接通往印度的贸易通道)的存在。
川渝地区甚至形成了独特的“大西南钱币圈”,四川盆地发行的货币,经常流通到尼泊尔、印度、马来西亚、越南等地长达四百余年。这个地区全部在用我们四川地区的钱币,而四川地区的钱币不在黄河领域用,很多这些钱币在中原是看不到的。
03 川渝的金融生态
➤ 想要最大化金融对经济的推动作用,需要完备的金融生态
王巍:
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大西南钱币圈”,北宋时期又在四川诞生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纸币——交子,这是一项伟大的金融创新。1892年成立了成都交易中心,这是最早的交易中心,也是一个市场化的交易中心。因为当时市场上有几百种不同的货币,各县、各庄、各镇、甚至各个小铺都有自己的货币。
1938年抗战时期陪都,建立了四联总处,就是四大银行的联合办事处,就是当时的中国金融监管委员会,四大银行合到一块的总处,董事长是蒋介石,他还兼任了金融监管委员会的主席。他带着银行和中央造币厂通通搬到重庆,全国统区的金融政策都在重庆诞生,包括真正的法币改革。法币改革在南京酝酿,而真正落实是从重庆开始。法币改革让我们赢得了中日之间的金融暗战,让我们最终撑起了整个抗战。这也是川渝地区对整个中国金融市场的贡献。
1990年,又是一个特殊的突破,最早的信用社在四川,金融改革在四川,金融市场的交易中心在四川。当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红庙子市场,所以当年四川非常活跃,成都的第一个上市公司是蜀都大厦,是我做的上市。当时四川是中国金融改革的突破口,都非常重要。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川渝人民骄傲的地方。

04 西部金融的全球视野
➤ 从全球视野看西部大开发战略决策
王巍:
西部大开发战略决策是完全可以和历史上的美国西进运动,俄国开发远东相媲美的,它极大地改善了西部落后的面貌。
俄罗斯的东进首先是废除农奴制,1861年开始,农奴可以离开土地,自由迁徙。然后是铁路开发,其中最重要的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修建,用了14年,修了9288公里,这是当时的世界奇迹。结果500万人移民西伯利亚。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移民是中国人的闯关东3000多万人,欧洲去美国也3000万人。500万人去西伯利亚,当时俄罗斯不到3000万,这是大迁徙。但是,俄罗斯开发东部也是举国体制,政府的力量。现在看,西伯利亚又荒凉了,是失败的。
美国发动西进运动的时候,短短一百年间,吸引了欧洲2700万人移民。美国从独立的十三州,迅速扩展到了太平洋沿岸。之所以如此成功,他首先宣布土地私有,只要去西部,圈一块地干上5年,每亩最低一美元,这地就归你。平均每个参加西进运动的人可以分到400亩左右的土地,吸引了大量的人口迁徙到西部。然后就是修铁路,俄国的西伯利亚铁路是政府统筹,而美国不是,全是民间资本做,国家出政策,只要修铁路,铁路沿线的土地就归铁路公司所有。铁路公司上市,政府也投资。
所以我个人认为,西部大开发还有这几个地方可能需要更多的关注:
第一,土地政策要有所突破,正所谓有恒产者有恒心。
第二,继续吸引外来人口,让优秀人才真的做下去,扎根西部。
第三,开发资源,西部地区这么多优质资源需要更合理更全面的开发。
最后,就是拥抱全球化,既然古代我们就有了“蜀身毒道”,为什么现在不把这段历史发扬光大。
05 金融博物馆的立场和建议
➤川渝地区金融博物馆的发展
王巍:
总而言之,我们所有人都不是仅仅按照一个成长模式发展、像一个机器一样。一个国家的内部也是多元化、多样化的。正如我们的天府四川金融博物馆一样,我们这个博物馆跟其他博物馆不一样,我们是关注历史,描述现代的格局和关注未来,这个博物馆是不同的。同时我们正在建设的重庆金融博物馆,更多关注东南亚和离岸金融。
我们会在成都做另一个博物馆,把并购博物馆带过来。我更多关心就是新金融,传统金融时代已经过去了,传统金融靠的是执照,靠的是特权,靠的是吨位,靠的是总部大厦。新金融更多的是以人为本,它的并购、基金和金融科技,人才是灵魂,今后我们还要在川渝地区打造培训基地,形成一个文化的场景。我们能不能做一个规范化的股权“红庙”市场?能不能在成华区打造一个西部并购交易中心?政府更关心监管,这是正常的,我们更关心打破规则去创新,这也是正常的。如果都是按中央文件统一口径,步调一致,还会有市场存在吗?博物馆是一个启蒙思维和培训教育的地方,我们做不了大事,但可以力所能及地提出建议,邀请在座各位一起参与西部开发。

06 嘉宾点评
➤川渝经济与西部金融之己见
杨丰来:
非常高兴参加王巍理事长的博物馆周年演讲。刚才王巍理事长讲到川渝地区,川渝地区在抗战八年贡献了全国20%的兵员,20%的财政支撑,最后伤亡占了总伤亡人数的20%,是祖国最重要的战略大后方。美国调整对中国关系以后,以成渝城市群为代表的西部纵深区域战略地位更加重要,对于完善全国的产业链供应链、拉动消费更加重要。这种情况下,川渝金融能够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今年是西部大开发20年,昨天党中央、国务院发了新的文件,对我们来说也面临着更多、更大的机遇。
改革四十年,市场力量和行政力量共同影响资源配置。四川在全国GDP的总量占比最高是1980年的5%,1980年以后开始下降的。但是西部大开发和汶川地震灾后重建为转折点,GDP在全国的占比是逐步上升的。我们来看全国经济地理布局的城市如兰州、沈阳、哈尔滨,这些历史上经济分量曾经比较重的城市,现在地位都在调整中。
西部大开发中央文件规定,有一些政策给到,没有政策,我想也不要紧,这需要以四川人民和重庆人民为代表的西部人民发挥自身的力量,让市场更好的在发展中起作用。伴随着中美贸易战的深入,贸易战之外的一些暗战,以成渝城市群为代表的西部众生,迎来了更好的、更大的发展机遇。抓住机遇、政策是一个方面,更多的是靠我们自身的努力和区域间协调发展。
重庆在西南局搬走后,发展受到进一步的削弱,三线建设后逐步和四川形成一个互补的格局。但到了2007年左右,随着新一轮招商引资,四川和重庆形成了明显的竞争格局。
现在中央关于成渝双城经济圈的决定出台后,四川省委省政府和重庆市委市政府的高瞻远瞩,双方的合作态势更加明显,由原来的单纯竞争,转为加强合作,各方面都体现了合作的互补性。以成都为代表的川西,更加偏重休闲和消费,重庆作为传统的重工业城市,在传统工业,包括汽车方面有比较强的优势,当然新经济状况下,消费和科技产业结合的更加紧密。所以未来成渝双城经济圈应该说空间更加巨大,我认为川渝地区未来真是可期。我们要以责任担当之勇,科学防控之智,统筹兼顾之谋、组织实施之能,切实抓好西部大开发各项工作的落实。
黄明:
非常感谢王巍理事长的精彩演讲,站在这么大的背景去讲川渝经济史和西部金融,真的非常不容易。我下面谈谈我的一些想法:
第一,我今天作为道地的四川人,听王理事长讲我们川渝经济史,我想给我增加了非常多的常识,所以我自己感觉到非常惭愧,没能对我们自己的历史了解得那么深,没有对我们自己的历史站在更高的格局和视野来看待。所以我是深受教育。
第二,受到了非常大的震撼,也很感恩和感激。王巍理事长和杨行长都是外地人,他们千里迢迢跑到我们四川,跑到成都来,讲我们的历史,讲我们的发展,我个人真的非常感动。四川在历史上,特别是三线时期,得到了东北和全国很多地方的大力支持。如果没有一五、二五时期大量的国家布局,可以讲西部,包括四川,包括成都,不会有电子科技大学为代表的各种高技术科研单位。如果没有国家行政力量和布局,可以想象,在那样一个一穷二白的条件下,成都哪来的什么电子产业、装备制造。
第三,对于我们本地人而言,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我们该怎么干?西部大开发二十年了,它的确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西部地区落后面貌。我相信以川渝人民为代表的西部地区人民都还在卯足了劲儿去谋求更大的发展。
我本人作为一个金融行业从业者,也一直希望能够在我们西部金融方面有所贡献。也希望做到扶持更多的企业可以走向资本市场,更希望王理事长这样的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多帮我们川渝人民呼吁呼吁,多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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