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地理大发现背后的财富梦（内附王巍创始会长精彩视频）

提到航海，人类首次建立跨越大陆和海洋的全球性联系，就是基于对新航路的开辟。伴随其后，则是东西方之间的文化、贸易交流开始大量增加，殖民主义与自由贸易主义的出现，对世界各大洲在数百年后的发展也产生了久远的影响。

# 15世纪到17世纪的航海热 #

关于地理大发现，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算是最广为人知的记载。从15世纪开始，因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崛起，强行阻断了丝绸之路，香料、丝绸、茶叶等东方商品数量骤减，价格昂贵。西欧各国的贵族、商人和新兴资产阶级迫切需要冲破土耳其人的封锁，重新开辟一条绕过地中海东部，少风险、多赚钱、直接通往东方的新航路。

欧洲著名的航海家如群星般闪耀于大航海时代：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瓦斯科·达·伽马、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胡安·德拉科萨、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乔瓦尼·卡波托、胡安·庞塞·德莱昂、斐迪南·麦哲伦与胡安·萨瓦斯蒂安·埃尔卡诺等等，他们的热情空前高涨，以前仆后继的勇气和生命代价，不断开拓人类生存的空间 —— 在15世纪中叶，人类已知的陆地面积只占到全球陆地面积的2/5，航海区域亦只有全部海域的1/10；到了17世纪末，地球的真面目已经昭然若揭。从15世纪到17世纪，在大西洋、印度洋远至太平洋的海面上，掀起了近代历史上的“地理大发现”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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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联并购公会创始会长、金融博物馆理事长王巍 

 60秒金融史解读 “哥伦布发现‘印度’” 

1492年至1504年，哥伦布先后四次从西班牙西进，希望抵达东方的印度，尽管没有能够达到目的，却阴差阳错地发现了美洲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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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秒金融史解读 “麦哲伦带西班牙进入亚洲” 

由于欧洲至印度的最有利的通商航路先后被西班牙和葡萄牙所占据，荷兰和英国不得不北上在高纬度地区寻找通往印度和中国的新航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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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联并购公会创始会长、金融博物馆理事长王巍 

 60秒金融史解读 “地理大发现的真正动力” 

地理大发现得益于欧洲骑士们的探险精神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不过，最容易让人接受的动因还是对财富的渴望与追求。在短短的几个世纪之内，欧洲人或是学会使用、或是动手发明改造了诸如罗盘、六分仪、海图、三角帆、艉舵、三桅帆船等工具或技术，拥有了在各种复杂气候条件下进行远洋探险的底气。为了能获取几倍乃至几十倍利润，远洋冒险的船只成群结队出现在世界各处的海洋上，寻找着新的贸易路线和贸易伙伴，以追求土地、奴隶、黄金为目的的航海热激荡了整整300多年。

如果说马可·波罗是地理大发现的启蒙者，那么，西班牙女王伊莎贝尔一世就是地理大发现的重要推手，她坚定地支持任何开疆扩土的冒险活动，觊觎东方世界的巨大财富，资助了哥伦布等一批探险家的远航。意大利人哥伦布的成功使得她也名垂史册。此后一个世纪，西班牙依靠广阔的海外领域和源源不断的黄金输入，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确立了世界霸权。

※ 以上短视频内容，均源自王巍创始会长讲述《60S金融史》的素材分享。

据《汉书》中记载，早在2000年前，中国古代的汉朝时期就曾有过一次“地理大发现”，尽管并无惊人成果，但却对国土周边环境的了解开拓出一个新的地理认知。汉朝建立之初，“四夷侵凌中国”，当时汉朝重视增强实力，并无心力探索世界。但在汉武帝反击匈奴之后，无论是战争需要，还是扩张需要，汉朝掀起了一轮地理大发现，并自此持续到东汉晚期。其间重大发现得益于张骞“凿空”西域的地理大发现！在南方，汉朝人沿着古老的海上丝绸之路，沿着海岸线，一路向南探索。作为汉朝的延续，三国东吴孙权曾派人海洋探索，通过马六甲海峡，最远到达斯里兰卡，甚至印度。在此基础之上，后来便有了元朝汪大渊、明朝郑和的下西洋壮举。

郑和，中国古代的探险家和航海家，明成祖曾多次命其率领船队远航，这一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也标志着中国古代造船、航海的顶峰。郑和下西洋的首次航行始于1405年，末次航行结束于1433年，共计7次。在七次航行中，把江苏太仓的刘家港作为起锚地，太仓刘家港（今江苏省苏州太仓市东浏河镇），刘家港有精湛的船舶修造技术，能确保远洋活动的顺利展开；是典型的江南鱼米之乡，有足够的粮食来满足航行所需的物资；地处沿海，有大批航船经验丰富的水手可供挑选；商贾云集，商品充足，便于船队给养补充；离都城比较近，便于朝廷与船队联系。因此，太仓刘家港是舰队起锚最理想的口岸。

在第1、3、4、7次的出航中，其舰队的随船人员均超过27,000人。在航行中，郑和船队采用了多种导航方式，其中就有被称为“过洋牵星”的星座观测、罗盘测定针路的指南针方法等。世界上最早的一批海图，也是出自郑和船队之手。郑和还探索了东南亚与南亚的大部分地区，如交趾支那、马六甲、暹罗、爪哇、加尔各答、斯里兰卡等。他曾到达过波斯湾、东非与埃及。在途经的国家里，郑和船队曾用中国的特产换来过象牙、染料与宝石等商品，并为皇帝带回了长颈鹿、鸵鸟、金钱豹、狮子等珍奇动物。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船只和海员最多、时间最久的海上航行，也是15世纪末欧洲的地理大发现的航行以前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系列海上探险。

无论如何，以金银为主要目标的财富追求，始终是显而易见的，地理大发现的一个很重要的背景，是欧洲封建制度的瓦解和资本主义的觉醒。

新航路开辟使相关国家获得了巨额财富。1493年至1600年，葡萄牙从非洲获得了黄金276吨，仅在16世纪就从巴西取得了价值10亿美元的黄金和金刚石；大量的廉价金银从拉美地区涌入资本主义国家。到了16世纪末，西班牙已拥有当时世界贵金属开采量的83%，墨西哥、秘鲁、智利、玻利维亚等地盛产的金银被大量运往西班牙。美国的弗朗西斯·德雷克1577年的一次南美之旅，载回的满船金银、财宝和香料估计价值就达50万英镑，几乎等于王室一年的收入。从15世纪末至16世纪末，全欧洲黄金储量由55万千克上升到119.2万千克；白银储量由700万千克上升到2140万千克。

正如恩格斯所说：“葡萄牙人在非洲海岸、印度和整个远东寻找的是黄金；黄金一词是驱使西班牙人横渡大西洋到美洲区的咒语；黄金是白人刚踏上一个新发现的海岸时，所要的第一件东西。”

贸易与商业的运转需要货币中介的充裕和稳定，同样，国际贸易的扩张也需要货币总量的扩张。在依靠金属货币的中世纪，金银成为各国竞争的核心战略资源。东方世界的金银宝藏成为凝聚国家力量的战略指向和创新源头。

# 银本位制 #

500年前的全球经济处于分割游离的状态，自给自足，跨国贸易成本极高且品类很少，白银则是一个最重要的大宗商品。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实际上在中国首次确定了银本位制，这个重大转折直接影响之后200年间全世界白银的走向。自地理大发现发生之后，日本是产银大国，因其地理位置便利，白银可直接通过进入中国；拉美地区一带的白银通过茶叶、瓷器等贸易进入中国；欧洲白银同样通过走私贸易进入中国，正因此，中国成为了世界白银大国，这对欧洲来说，则是银荒的转嫁。中国民间和官方对于白银的需求变成长期且持续的，白银不仅是交易工具，还逐渐成为积累财富和提高社会地位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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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联并购公会创始会长、金融博物馆理事长王巍 

 60秒金融史解读 “张居正的银本位” 

※ 以上短视频内容，源自王巍创始会长讲述《60S金融史》的素材分享。

# 金本位制 #

张居正改革的同一时期，在地球另一侧的英国和欧洲其他地区，银币一直是主要流通货币，而白银大量流向中国直接导致了其稀缺性。在贵金属本位下，货币磨损现象和白银储量不足，迫使货币流通无法合理运转起来。于是，1717年，著名的物理学家艾萨克·牛顿在担任英国铸币局局长在期间将每盎司黄金的价格固定在3英镑17先令10.5便士。1797年，英国宣布铸币条例，发行金币，规定了含金量，银币处于辅币地位，率先实行金币本位制。在金本位制度的全盛时期，黄金是各国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资产。但最终，尽管实行了金本位改革，但真正的金币几乎很少流通，更多则是作为皇家的奖赏存在。

无论是银本位还是金本位，贵金属作为货币本位是市场孕育的一个必要阶段，金银作为贵金属，除了作为交换方便的中介之外，还具有不断从流通中退出或不断进入流通的性质，使得金属货币具有自发平稳市场的功能。在早期的商业社会中，这种平衡机制是通过金属货币从金属本身到面值本身的不断转换而实现的。随着全球贸易和市场的开拓，将这个稳定提升到一个更大的体系中，决定平稳的因素也徒然增多且复杂起来。面值与铸币成本的差距，使得铸币利益成为经济强国之间必争的因素。

500年前的货币本位化与百年以来的货币汇兑本位化，都是人类开发金融体系不断创新的产物，无论如何使其神秘化或阴谋化，其历史源头都是最基本的三个交易需求：需要一个便利交易的工具，需要一个稳定的计价标准，需要可以贮藏的财富形态。

直到今天，金钱仍然是科技进步和文明深化的主要驱动力，能够给人类生活和文明带来价值改变。大航海时代下的地理大发现所带来的全球性商贸活动，使得商业经营方式发生了影响至今的转变，促进了现代经济管理模式的诞生。另外，钱币业从商品流通中独立出来之后，也成为了日后金融业的先驱。

※ 以上文字内容，素材参考自金融博物馆理事长王巍撰写书籍《金融可以创造历史》第一、二册。